一杯茶、一部戏、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三元素恰恰勾勒出杭州闲逸生活的状态，

只差在湖边高谈阔论；在小舟上吟诗作对。

正在新加坡的朋友们，勿欣羡！

我非闲人也，只乃噩梦尚未开始尔已！

哈哈哈。。。

和雨晴还相当投机的，

喜欢的电影电视竟然差不多。

《霸王别姬》、《宋家皇朝》、《建国大业》、《金枝玉孽》

平律相似相通，

难得。

昨晚看的是《叶问》，

从那里展开被熟男魅力倾倒的话题。

像〈锦衣卫〉里的甄子丹、好莱坞电影里的Richard Gere、《金枝玉孽》里的林保怡、《冲上云霄》里的吴振宇。

的确，“认真做事的男人最有魅力”。。。

其实我觉得还必须有才华。

哎呀，撤远了。

当然我们的言论不止于男人这般“肤浅”内容。

《叶问》似乎就是遵从一个很典型的武功片模式。

看〈李小龙〉、〈霍元甲〉、也许甚至〈黄飞鸿〉

都不难发现制片者大刀阔斧卖弄爱国情操。

而且还常常落入将主角英雄化和君子化的俗套，

然后喜欢用乱世为背景，

讲述的多半是“真人真事”

反抗的对象不外是日本人。

不屈辱的、精神胜利的一定是中国人。

“演员大多是香港人耶，不过这个戏应该是中国导的吧？”

那会不会也是当下中国人的心态呢？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们有风度。

也许那就是美化、浪漫化历史的途径。

重编的叙述角度，中国人必须是精神胜利者。

敌人是面向外界，而非自身的。

这种叙述是否忠于史实？

制片者应该会说，

只要选择性制造观众想看到的和国家希望观众能看到的，

赚钱就好。

还是庆幸有那杯茶、那部戏、那位志同道合、

不觉得我问讨论的话题冗长乏味无趣的朋友。

甄子丹真的是有魅力到~~~~

雨夹雪的午后。

寒冷的天气我在房里终于把一直想看的《亲爱的安德烈》给看完了。

前阵子也看了冯小刚的《非诚勿扰》。

昨天和和雨晴以及刚认识的李天、sakuko一同去逛街。

写这些不是为了记录这几天的行程，或向谁交待自己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这几样事蕴含某些平行碰撞，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新的震撼和见解。

先说《非诚勿扰》 好了，

一个幽默风趣的单身汉在网上登了征求对象的启示，与形形色色的女子约会，

最后还是恋上了女主角。她说：“寻找的是一种味道。”

臭味相投？

这让我联想到了交友。

我和雨晴都在感叹，

长大后，偶然遇见的人，许多时候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以后不会再联络，

久而久之，和陌生人谈天，你连他叫什么名字都懒得问了。

然后我们两都立志一定要交到可以经营和维系的友谊。

可是呀，偶然的相遇，要在必然的情境下才能开花结果吧？

那又让我联想到emilie 说的“Friends of circumstance”

如果不是因为交流这个必然强迫我们相依为命的情境，

难道我会和雨晴成为朋友吗？

那友谊的本质如何在短期内得到升华呢？

当然“臭味相投”志同道合很重要。

不过我的经历是在志同道合的前提下，

还要坦荡荡赤裸裸地在将自己的疮疤露给对方看。

最脆弱的一面与对方分享。

而且，势力的人可能还会说，那必须是两方面的交易，

我告诉你我天大的秘密，你不能不告诉我你的秘密。

回到《非诚勿扰》吧，两者“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在某个程度上，

是因为彼此都将自己深处隐藏的疮疤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了吧。

听雨晴常常提起家人的事，家人又每天都与她通电，

一直羡慕她有如此疼爱她的家人。

昨天她的一句：“其实我的家人已经离婚的。”

我愣住了。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有勇气把伤疤揭示给陌生人。

哈哈，我们的友谊会不会照推理那样升华呢？

那就有待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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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呢，就是关于“归属感”、“国籍” 的概念。

安德烈是德国人，龙应台又是华人、台湾人。

有趣的是，雨晴是在香港出生，三岁就到新加坡，拿的是新加坡护照，

几乎每年都回香港探亲。

李天是西安人，11岁移民新加坡，现在是新加坡公民。

外表是中国人，谈吐和中英参杂式的singlish 简直像足了新加坡学生。

她的语音变换自如，可以随意在“新加坡人” 和”中国人”中穿梭。

哈。

于是我就问雨晴和李天，到底是对中国还是新加坡更有归属感，

两人都答不上来。

既不想“得罪”我这个纯新加坡人，又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给我一个政治准确的答案。

结果是“两国都有各自的好。”轻描淡写地带过。

然后我又觉得自己的问题太没趣了！

怎么以那么一种“国民教育家”的高姿态去期待别人衷于某国或者爱某个地方多一些。

《安德烈》中，龙应台说，

希望在安德烈的心中种下可以让他扎根的“某一个小镇，在他开始漂泊之前。”

然后我再回来看看这个归属感的问题。

想到去台湾之前向雅淳打听旅游情报（她在那里交流了一学期），

我诧异于她不假思索的叙述：“我们那里有。。。”

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了你家？！我的心里默念道。

香港人，移民新加坡，到台湾留学。

在那一霎，台湾竟是她有归属感的地方。

因此，我认为，国籍、国界对讨论“归属感”这个个体情感问题没有太大意义。

归属感取决于“回忆”还有制造那些回忆的社会、人文、情境、朋友等等等。

这些也许在某程度上牵涉国家整体，

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际遇所定夺的。

“心中的小镇”有时候经过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变化。

有时候因为交谈的对象而产生变化。

有时候因为当下的际遇产生变化。

在中国，

我对新加坡的行政更有归属感；

对台湾的人文、服务态度更有归属感；

对香港的食物更有归属感。

哈哈。。。

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饶恕我雪夹雨的午后在这里闲话家常。

记记流水账

开始的彷徨已经 渐渐消失。

上了一星期的课后，感觉好像还不错，生活也渐渐地找回了规律和节奏。

学习为主业，旅游为副业，不可本末倒置呀。

选修的课，好像大家上课都不怎么认真，而且课堂上有好多的理科生。

可能浙江大学的强项是理科而非文科。

这样的现象似乎有些矛盾，杭州作为文学古都、文人的摇篮，文学在这里大学却被冷漠了？

不管怎样，自己学习好最重要， 保持节奏，到了大四才不至于应付不来。

今天花了好一阵子摸清校园。

仅仅一个校区内就有4 家书店，而且书本可是超无敌便宜。

若要复印整本书，我看都比书的原价贵！

所以非常享受不用花上几天窝在复印室复印读物的日子~

篮广峰，《小团圆》这里才不到6新币~ 龙应台的书才不到8新币，

新加坡买一本，这里可以买3本。

哈哈哈。。。而且这里还有二手书局，书本都半价呢！

在这里，我可以当个逍遥的读者。

对了，不要托我买书，若我爽的话，回去再把我的教材送给你。：P

我在杭州五大新鲜事

1）阴雨天。

杭州，每天一个阴雨天，让人只想窝在宿舍里，听听歌、看看书、上上网。

这里每天都要看老天过活。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四季的国家那么注重打扮。

在这里基本上春、秋、冬你都不可能穿件短裤，套件T –shirt, 穿双托鞋就出门，除非你不怕走出去的第一秒就变成雪人。

阴雨天特别冷。想象下雨、刮风、冷空气，

那不是刺骨的冷，但绝对是让你披上了三件厚衣服，一件羽绒还会直发抖，肌肉发麻，牙齿打颤的冷。

阴冷。

让人不想出门，甚至没有勇气将手掌伸出口袋的阴雨天。

2）中国，好人也不少。

也许因为固执己见以及以往一些不很愉快的事件，再加上很多人的渲染，对当地人有种潜在的戒备。

李老师一再问我，有没有交到中国朋友，认识老师？

哈哈哈。。。每堂都是讲堂课，一班就是百多人。我该如何启齿与旁边的陌生人打招呼？

不过，还是认识了不少友善的陌生人。

比如，在校车站冷得发抖，有同学竟然借我握握她的热水壶取暖；

比如，指引我路的很多个陌生同学；

比如，向咖啡馆的服务生问路，她将明确的公车讯息告诉我们，还留了姓名电话给我们以防迷路。

再比如，学校食堂不能用现金付款，同学愿意借我他的卡刷。（不过当然不是免费刷啦！）

所以文化差异虽然让人无法忍受一些事（如：公车推挤、讲话大声、随地吐痰、行政冗长）

但这些也许是发展中大国、人口密度庞大、习惯迥异造成的，

人的本质还是善良的，我愿意如此相信。

3）旅游，不要跟团

虽然包车便利，价钱实惠，讲解深入，但基本就是在赶鸭子，连驻足拍照的时间都不多。

那天到周庄，还把我们带都有的没有的店，推销杭白菊、还有到什么寺庙的，过后什么看老师“解签”的，明明就什么都没解然后又被推到后面什么建议买油灯啦、烛台啦，一只就是百多人民币。

神经病！简直是光天化日打抢嘛！

以后再也不跟团，最多自己多做点功课。

4）治安还不错

达公车，的士都挺安全的，没有被拐骗！而且都是按表计算，也不回乱乱绕。

5）上馆子，超便宜！

和雨晴两人到餐馆吃饭，点了四道菜（鱼，肉、虾、羹、菜），足够四个人的分量！一人不到十元新币。

餐馆耶，就好象翡翠那样的餐馆。

食物方面，还是相当油腻，就不知道为何这里的女生都那么苗条。

6）中国货和中国人的矛盾——三件事的联系

那天在超市（家乐福）不小心弄破的一个塑料盘，原想把它买下。

结帐时，我解释说我弄破了，

售货员说我可以不要，没有记账。

前几天下雨，我开伞，伞是坏了的！

第一闪过的念头：中国获没有信义保证！无奈又狼狈。

和雨晴添购日用品时，她向我解释说，

中国进口货比新加坡贵，因为政府为保障国货的需求而对进口货大量抽税。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牛奶就算再让人不放心，需求还是有保证。

牛奶架上摆的全部都是中国鲜奶，即使对昂贵的进口货有需求，也很少能接触到。

家乐福都是这般，何况在其他超市。

这三件事的联系，我觉得是

很多时候中国人自己也活在这样的无奈和狼狈，

可是他们往往被别人将中国货=中国人=品质劣联系在一起。

或许大家不应该再笼统地归纳“中国人”、“中国货”，

毕竟这种绝对的笼统划分没有任何实在意义。

中国，太大了。

所以需要常常问：“中国什么人？”，“中国哪里货？”，

对事不对人；对事件源头，不对社会群众。